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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说什么。问你在不在北京，问你在哪个公司，问——苏妈妈停了一下，问你有没有男朋友。

你怎么说的。

我说你很好。在哪里都很好。苏妈妈的声音变得有些干涩，他说那就好。然后挂了。

列车进站，风吹起苏青禾的头发。她走进去，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车厢里人很少，对面的玻璃窗上映出她自己的脸——没什么表情，眼睛盯着虚空中的某个点。

他还在那儿？她问。

还在。

你去看过他吗。

去过一次。去年。

苏青禾没有接话。窗外的灯光一道一道掠过，她开始在心里做一件她很少做的事——数年份。十三年。她离开北京那年十五岁，现在二十八。

清和，苏妈妈的声音变得格外柔和，那种带着请求的语气让她心里一紧，你有空的话，也去看看他。他——

苏妈妈顿了一下，好像在斟酌措辞，最后说出口的却是一句很简单的话：他老了。

苏青禾闭上眼睛。

列车在隧道里呼啸着，噪音填满她的耳朵。她闭着眼睛，脑子里不受控制地翻出那些她以为早就忘掉的画面。

十五岁的夏天。爸爸在书房里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她路过的时候只听见几个词——账上、转移、别说出去。她没多想。她那时候什么都不懂。她只知道爸爸是当官的，妈妈是中学老师，家里住在西城一套单位分的三居室里，日子平淡而殷实。

后来有一天，两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来家里。他们坐在客厅里，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。妈妈把她关在卧室里，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。她从门缝里往外看，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，背挺得很直，茶几上的茶杯一口没动。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，有一个还在冒烟。

再后来，她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

等爸爸再回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瘦了很多，鬓角白了一半，看人的眼神变了——从前那双眼睛是温和的、带着笑意的，后来那双眼睛变得很沉，像一口枯井，看不见底。他在家待了不到两个月。那两个月里，妈妈每天做饭端到他面前，他吃得很少。有时候苏青禾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经过主卧门口，能听见里面低低的说话声。她听不清内容，只知道妈妈的语调是温和的，爸爸的是沉默的。

之后妈妈带着她搬了家，从西城搬到丰台，从三居室搬到一居室。搬家那天，一辆三轮车拉着两个编织袋和一台旧电视。胡同口的老槐树落了一地叶子，被风卷起来，打了几个旋。苏青禾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车斗里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关上的门。她不知道那扇门关上之后，她的人生就裂成了两半——前半段是完整而安稳的，后半段是破碎而拼了命往上爬的。

她爸走的那天，她不知道。妈妈没有告诉她，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她放学回家，发现鞋柜旁边那双旧皮鞋不见了，茶几上放着一封信。信是写给妈妈的，她没看。她只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从那以后，她爸的名字在她们家成了一个不能被提起的词。

妈妈那几年老得特别快。从中学教师到超市收银员，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家，站一天腿肿得脱不下鞋。周末还去给人做家教，一个小时二十块，骑着自行车在丰台的街巷里穿行。但她从来没在苏青禾面前抱怨过一句。

唯一一次，是苏青禾高二那年。妈妈发了高烧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额头烫得吓人，手边连退烧药都没有。苏青禾放学回来发现了，跑到楼下药店，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零钱买了一盒布洛芬。回到家，她把药和水端到床前。她妈接过去，喝了一口，忽然抬起头看着她，眼睛红红的，说：清和，妈妈对不起你。

那是苏青禾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妈妈哭。

她没有哭。她坐在床边，握着妈妈的手，说：等我考上大学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但那句话她自己也不太信。上大学要钱，她们家没有。转学之后的新学校，教学质量比北师大附中差了一大截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——把所有的精力放进课本里，不交朋友，不参加课外活动，不谈恋爱。同班的女生在讨论哪个明星好看的时候，她在算数学题。班主任有一次把她叫到办公室，小心翼翼地问：苏青禾，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她说没有，鞠了一躬，转身出去。

她不需要同情。同情改变不了任何事。', '。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