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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根据地的报纸和无线电把日本鬼子形容的愚蠢而不堪一击，但只有真正上过战场的军人，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怎样恐怖的敌人。

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，虎踞山南的日军从重创中渐渐恢复，开始了近乎疯狂的二次布防，他们将队伍分散，在大大小小各条进出山的道路建设岗哨，把葫芦山围得如同铁桶一般，就连通信兵都再无法通过，而沈培楠下令销毁了指挥部全部通讯设备，令大部队跟外界彻底断绝了联系。

一次次突围失败，通讯封闭，食物匮乏，医疗用品严重短缺，坏消息接踵而来，严峻的局势先是影响了军官们的情绪，然后像瘟疫一样层层向下传播，士气低迷，郁结内心的焦虑让大家越发沉不住气，一些无关紧要的磕碰也可能引发一次争吵，士兵向上级汇报，上级护犊子，互不相让，于是便演变成一些小规模斗殴。

很快，矛盾的重心意料之中的转移到了穿灰军装和橄榄绿军装的士兵之间。

中央军骄横跋扈，这帮兵又是沈培楠一手带出来的，充分秉承了他的作风，能进一尺绝不屈居一寸，而八路军也不肯让步，越是知道己方处于弱势，越是寸土必争。

抢水井，抢地盘，就连争树底一堆蘑菇、一只野兔都恨不得打上一架，莫青荷作为此地八路军的最高长官，为中国人的窝里斗作风感到很烦躁。

除了这些，令他心焦的还有另外一些事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沈培楠了。

要是换了北平，杭州，久别重逢，劫后余生，他和沈培楠大约早就上床扒裤子去了，他俩都是急脾气，不会婉约含蓄那一套。然而他们现在是两支队伍的长官，局势就不同了。

莫青荷不愿意让弟兄们知道他当过兔子，不是为了他自己——他从戏班子里学会了这毛病，没什么不能承认的，但他不能连累战士们为他丢人。队伍里有走过长征路的老兵，先被地主逼死了亲人，又被国民党打死了战友，赶到荒凉的西北，早就赤化的彻头彻尾，提起国民党仨字儿恨不得和血生吞了。这样的战士，要是知道他们团长曾经被国军将军干的死去活来，那非得气得饮弹自尽不可。

男人和女人搞，那叫天经地义，再体面的爷们，就算回家跪在炕头朝老婆求欢，说出去也不过让人笑话两句；男人和男人就不一样，甭管当了多大的官，但凡是被干，就让人打心眼儿里瞧不起。部队老兵把尊严看得比天还大，这会子正牟足了力气跟国军死磕，莫青荷不好意思扯人家的后腿。

他倒没什么党派之见，他也激进过，但跟着沈培楠长了不少见识，早就摒除了一切极左的观念，深以为爱国和爱党是不一回事，他爱国，看准了国民党不能成事儿，因此坚定的选择了赤色阵营，但对主战场浴血奋战的国军，心里是很尊敬的。

他的犹豫来自另外一方面。

莫青荷背着手，在新搭的草棚里一圈圈的走，感觉胸中一口恶气没出来，很想摔点什么泄愤。

他对沈培楠简直恨之入骨！恨不得干死他，再撕开吃了他！吃完把剩下的埋起来，等明年春天长出了新的，再揪下来痛揍一顿，依此循环往复，开枝散叶，生生不息。

对，他当初是当过特务，爱情来得动机不纯，可那也是为了国共合作，后来合作成了现实，他的罪过就成了功劳。既然不算罪过，那沈培楠七年不理他就是罪大恶极，更可恶的是，好不容易等来了一封信，还是要绝交！

莫青荷很愤怒，见面就痛快地扇了他一个耳光，但仇还是没报，那一耳光是用沈培楠的一巴掌换的，算不得数。

他想不出办法，只好假装失踪，好在沈培楠职位高，走到哪都有一群领章挂星的人围在身边，堪称风雨不侵，莫青荷一个小小的八路军团长，轻易还真见不着他。

不过，万事总有例外。

一大清早，莫青荷就被响亮的报告声叫醒了，一名国军小兵跑来传话，说让他带着参谋去山顶开会，共同讨论下一步进攻策略，莫青荷躺在铺满茅草的热被窝里，睡眼惺忪的答应了，爬起来认真梳洗一通就出了门。

他是个挺干净讲究的人，就算当了多年兵，戏子习气还是没完全去除，很注重个人形象，长得又俊美体面，就连旅长出门谈事，都格外爱带着他。

张参谋在前日的战斗里腿部负伤，动了个小手术，正躺在床上休养。莫青荷去慰问他，看他实在起不来，就一个人哼着小曲儿，摘了朵小蓝花叼在嘴里，背着手往山上走。

初夏的山间清晨凉爽宜人，鸟声啁啾，初升的红日把半面山坡染上霞光，夜里冷清清的蔓草和树叶，一下子变得温暖，阳光是浅粉色的，金灿灿的，没有被光照到的半片山坡则一片鲜绿，草叶尖儿滴着露水。

沿着小路一路攀登到顶峰，只见稀稀疏疏的一小片松树林，前面用石头垒出一道防流弹的矮石墙，到场只有沈培楠和孙继成两人，穿着细呢军装，被清晨的微风吹着衣角，举着望远镜俯视对面山岗，面容严峻，时不时低声讨论几句。